環境生態教育與具有批判性思考的地球公民的培養已經成為本世紀刻不容緩的挑戰。COVID 19 展示了個人身體健康與在地防疫如何與全球疫苗產業、種族、貧窮與國際政治緊密連繫；仍在進行中的俄烏衝突讓我們看到戰爭的蝴蝶效應如何從國際轉嫁至社會民生，以及仇恨、偏見、假新聞是如何被政客媒體操弄，套用簡單的二元邏輯與網絡話語造成不同社會文化種族階級間的撕裂。面對疫情/後疫情時代支離破碎與劇烈變動的經濟、健康與重組中的國際秩序，教科書式的教學已經無法滿足教育作為批判思考現實世界的工具。然而，作為教育者，我們是否意識到這些巨觀環境的變化，以及過於依賴網路的學習，已迫使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教育與真實世界的關係: 如果世界不是靜態的或可控的，如果這個劇變中分裂的世界是學生將來要面對的，教師該如何反省並改變我們的教學，讓學生充分理解全球環境議題的複雜性，尋求更多對話與理解而非對立與偏見？我們如何在一切網路化的學習文化中，帶領學生重新找回與土地、環境與人的親近性? 在一切強調"本土化"的台灣，我們如何引入不同的教學法與世界觀，讓學生在著眼地方的同時，培養更多元更包容的視野與對世界的理解力?
批判教育學者P. Freire (1977)認為教育做為一種思想與行動的解放，不是透過層層保護與標準化評量機制將學生置於學習的溫室中，而必須將課堂至於現實世界中，透過不斷的對話培養學生批判意識(critical consciousness)才能建立人與世界的真實關係，Henry Giroux (1985)提供了一個理論視角思考教師在面對教育與社會所扮演的角色。他反對將教學僅僅視為具有經過認證的標準技能的職業的想法，他認為教育應該被視為一系列與世界互動的社會和政治實踐，需要的不是標準化的技能或是自上而下的權威，而是能夠跨越各種社會和認知界限行事的教育工作者。他將教師與擁有和傳遞知識的傳統知識分子和代表某種文化或職業的特定知識分子區分開來。教師應被視為“變革型知識分子”，利用他們的專業角色創造一個連接不同社會、文化、跨國或宗教社區的公共對話空間。
基於這個理念，我們創建了 "教學在行動:走讀課堂與行走中的教師社群"，目前有來自不同學科的8名成員，分別任教於台灣和美國的六所大學。在各自的教學實踐中，我們發現"行走" 是彼此共同的課堂經驗: 人類學家們帶著學生走進城鄉農園、原住民部落，與社區居民一起參與友善耕作與環境正義運動；工程教育者帶著學生走進社區進行工程設計；地理學家帶著學生走進山林；文化研究者帶領學生調研產業觀光及文化資產等。這些不同目的、不同方式的行走構成了我們引領學生認識與介入世界的方式，透過行走我們看到了一個教科書無法呈現的現實世界，一個人、地、事、物、景的連續時空，一個充滿了階級，種族，權力關係的課堂。然而，我們也在行走的過程中產生了更多教學上的疑問與反思: 這些行走經驗究竟帶給學生什麼樣的學習體驗? 這樣的學習與坐在書桌電腦前的學習有何不同?教師在其中的角色為何?如何面對學生與學校對走出學術舒適圈的疑慮? 我們在行走的過程如何與環境與社會互動? 這些觀察與互動傳遞的是誰的知識? 當課堂被打開之後，我們如何面對與處理知識體系內部的權力關係與意識形態，讓教育成為解放而非壓迫思想的工具?
顯然，行走教/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意識的行走( conscious and mindful walk)需要體力，好奇心，敏銳的觀察力，對文化與社會的感知，以及與在地社群的互動，才能落實行走做為批判性教學的實踐。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已經起步，但很多時候仍停留在個人層次的思考與實踐，每個人都在獨自嘗試創新的教學方法，這些方法通常建立在與同事的非正式對話之上，很少有一個跨國、跨校與跨領域的社群系統性的對教學現場問題進行探討並發展可靠的教學方法庫。從初步與彼此的討論我們發現台灣與美國的高教系統與教學理念儘管有文化上的差異，但也面臨許多相似的挑戰，比如依賴越來越標準化的評量，越來越追求"績效"與市場性做為教育目標，這些傾向使得教育逐漸與個人與社會的解放脫離，並產生出對教學興趣缺缺寧可投入研究的教師，已及視上課為負擔的學生。然而，解決這些問題並非只關乎個人教師教學理念，而是與高教文化、機構行政以及教育政策等密切相關，必須靠集體的反思與行動才能釐清問題，賦能教師，突破現有教學的瓶頸與盲點。
行動/行走教學社群的成立是我們對改善當前地方全球環境與公民教育提出的首要行動。未來將藉由這個教學社群的成立開始探索如何將行走作為一種教學方法，將穿越自然和環境視為啟蒙的源泉，重新理解課堂、知識和師生關係。藉由跨校、跨領域、跨國界等教師的教學經驗，我們將從各自教學現場切入，分享教師們在走出學術舒適圈的轉變與挑戰，包括發掘教學上面對的共通問題，以及制度上的障礙如何阻礙實驗性的、批判性的教學法，作為本社群討論與發展教學實踐研究的焦點。同時，我們也將探索教師之間如何進行更多跨國、跨校的合作，讓教育不只走出教室，也走出地方，培養學生更多元的關懷與視野，及其與不同生物以及物質材料的協作關係。我們的經驗將為全球化環境與批判教育提供理論與實踐的進路，也能做為高等教育機構發展出更好教育政策的參考。
